在所有的艺术品中，建筑是大众最熟悉的一种，我们不太敢理直气壮地质疑绘画雕塑，更不敢轻言评论音乐，甚至一部很垃圾的“艺术电影”，我们都认为导演别有深意可能我们看不出来而已。但是我们不惮于批评建筑，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住在建筑里，建筑也是一时一地的政治、文化与社会思潮的直接投影，作为建筑的直接使用者和社会思潮的创造者，我们天然地拥有批评建筑的权利。于是我们常常在媒体上看到各种“最丑建筑”的评选。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觉得一栋建筑丑?又为什么当代的丑建筑特别多?中国的丑建筑与西方又有什么不同?这显然并不仅仅是个美学形式的问题。
没文化的丑
美与丑并没有一定之规，不同时代的美与丑甚至可以互相转换。建筑也一样，建筑审美是一时一地的文化思潮的投影，建筑的美与丑的标准在很多时候只是取决于社会文化的认同或者政治思想。
今天的许多世界级的地标建筑最初都被视为丑陋的建筑。1889年埃菲尔铁塔建成之前，《时代报》刊登了一封由当时的文化界、艺术界等诸多名人联名签署的抗议信，包括小仲马、莫泊桑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普吕东，以及当时的著名音乐家、建筑师、画家、雕塑家等等如雷贯耳的大人物。他们满腔义愤地“为法国人民被低估的品味、为受威胁的法国艺术与历史请命，抗议在我国首都的心脏兴建无用且丑怪的艾菲尔塔。”
作为中世纪神学的象征，哥特式大教堂受到科学理性的文艺复兴人的批评
文艺复兴时期的理论家认为中世纪哥特大教堂的建筑是丑陋而野蛮的建筑，因为不符合黄金分割比例。乾隆初见西方建筑的图片，说洋人的欧罗巴一定是地少人多、拥挤不堪，所以要建高楼向空中拓展。贝律铭给卢浮宫入口设计的玻璃金字塔在1989年建成之初受到欧洲人普遍的嘲笑与非议。
这些建筑之所以受到抨击，被贬斥为丑陋的建筑，与其说它们的美学形式不符合大众口味，不如说当时的批评者看不惯这些建筑所承载的文化价值。
文艺复兴人认为中世纪的哥特大教堂是丑陋的建筑，是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与理性风头正盛，人们排斥中世纪的宗教引领美学，认为不符合黄金分割比例的哥特大教堂就是代表着愚昧文化的丑陋。乾隆自然是因为瞧不起“蛮夷文明”，进而蔑视欧洲的高楼。
1889年在建的艾菲尔铁塔，作为工业革命的象征物改变了社会秩序与传统认知，也引起了反对者的恐慌
19世纪工业革命之后，很多人认为工业革命虽然带来了技术进步，但是也带来了城市污染、传统败坏、过度消费，他们反对的不仅仅是埃菲尔铁塔的美学形式，而是这些钢铁建筑背后的工业革命的新文化与新生活。
1980年代末，反对卢浮宫玻璃金字塔入口的欧洲人认为玻璃与钢铁的现代主义建筑语言不能放在古典主义的建筑当中，说到底，他们认为传统才是经典，现代主义意味着浮夸失衡。
这些问世之初被视为丑陋的建筑，后来都成为了经典地标。那么，当代中国那些被视为丑陋的建筑，有没有机会在数十年后成为埃菲尔铁塔或者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超越时人的批评而成为传世经典?答案显然是悲观的。因为巴黎铁塔之类的“丑建筑”之所以能够获得重新评价，那是因为它所代表的文化获得了普遍的社会认同。而中国当代的丑建筑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没有文化的沉淀，也没有人文精神的厚度，只有强加于上的浓妆艳裹。
多余的丑
河北燕郊的福禄寿天子大酒店，没有经过任何美学提炼就把传统符号扩建成建筑是最拙劣的“文化传承”
如果说中国当代的很多丑建筑是因为没有文化沉淀，那可能很多人会不解，那么多仿古的琉璃屋顶、马头墙、罗马柱，那一样不是“文化象征”?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那些丑建筑是因为太“有文化”了，所以才丑陋——中国近现代的建筑背负太多的“民族精神”、“传统文化”或“西方经典”的符号意义，背离了建筑本身的美学和忽略了人的需求，因此成为丑建筑。
如果一栋建筑满足了人们的需求，符合经济利益，而没有任何装饰，比如一栋包豪斯风格的四方盒子建筑或者《清明上河图》中的茅屋，我们可以认为它简洁或简陋，但是不会觉得丑。只有那种毫无必要的象征、艳丽夸张的造型，简单地说就是建筑的多余部分让我们觉得丑。
近代以来，我们把建筑的问题停留在形式和风格层面，并没有深入到人文主义的根本。近代中国的建筑大多追求形式，从民族主义到政治象征，从西方古典到现代主义风格，我们的建筑都是追求外在形式问题，没有从哲学和美学的高度，没有从人的实际需求的角度来解决问题。
20世纪初推翻帝制之后，中国要努力摆脱传统学习西方体制，当时的建筑形式也大量学习西方。1950年之后，新体制初定江山，需要用民族主义来振兴国民精神，弘扬民族自尊心与团结，同时视西方的现代建筑为政治不正确，于是民族特色的“大屋顶”建筑一时间在全国掀起一股浪潮。随着苏联专家的撤出，国内掀起“反浪费”风潮，“大屋顶”民族特色建筑又被放到了政治不准确的位置上。
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建筑改变了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与生硬的纪念碑模式，不再有太多的政治隐喻和象征。全国到处涌现出对西方古典建筑和现代主义建筑的形式上的模仿，以示新潮。与此同时，又有各种“传统文化”的回归，比如在90年代“夺回古都风貌”运动中，北京市就在短时间内建造了无数的大小“古亭”。
我们可以看到近现代的中国建筑有着深重的政治色彩，并且影响建筑的文化思潮并不是由本土文化自然生根抽芽而成，都是由外界或者权力强加其上。政治性指导下，建筑不追求美学，也不追求符合人的使用功能，而是追求政治意义，比如说建造成某些汉字、某人的头像或者特定的数字。
为了“弘扬传统与民族精神”，我们常常把建筑形式与民族的兴衰荣辱联系在一起，大多数民族符号的建筑都乏善可陈，因为我们把民族符号当作一种与西方强势文化的对抗，传统文化的多元化、复杂性被简化为几种简单的符号，并且呈现为一种奇观。无视建筑的功能与造价，硬生生地把建筑往古典秩序的空间里安放。而这些多余的“文化象征”就是丑的根源。
模仿的丑
如果说80年代之前的丑建筑多来自“多余的象征”，那么80年代之后的丑建筑很多就来自于生硬的模仿。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建设迅猛，整个中国成为一片庞大的工地，各个城市在手脚架下旧貌换新颜，同时也拆除了大量的传统古迹，也粗制滥造了大量丑陋的建筑。粗放型的发展有了速度，但是也带来大量的视觉垃圾。
长期封闭的国门打开之后，来自不同国家的建筑形式和文化向我们汹涌而来。各种含义不一的风格形式的猛烈冲击下，我们失去了理性学习的态度，就像中国的现代艺术在80年代十年之内走完西方艺术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国也在二十年之内把西方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风格全都模仿了一遍——还没来得及消化西方古典就开始照搬现代主义，还没有来得及体会柯布西耶，又开始批判现代建筑。
郑州的河南艺术中心外形酷似金蛋
阜阳政府办公大楼，改革开放之后建筑进入“多元化时期”，同时也陷入混乱的“模仿期”
新法门寺
此时出现了一窝蜂地追求“欧陆风”，数不清的罗马柱、拱券、檐腰线等等碎片化的西方建筑形式被照搬到新建筑上，就连政府大厦也概莫能外。对西方建筑片面的模仿，造成了单体建筑过于夸张地争奇斗艳，建筑细部粗制滥造、建筑群彼此孤立与排斥、城市形象杂乱无章毫无统一、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等因“简单模仿”而滋生的问题。
除了对西方建筑的模仿之外，照搬传统形式也是丑建筑的重灾区。1950年至今，中国建筑界出现了数次回归传统与民族的风潮。风潮席卷之后，全国遍布模仿传统形式的灰色批檐、马头墙，以及无数的黄色琉璃屋顶，被建筑界戏称为流行黄疸病。
此种对传统符号的模仿还有遍布全国的“明清一条街”、“唐宋一条街”，其实千街一面，既没有文化复兴的意味，也没有探寻建筑的文脉，仅仅是让建筑特色停留在最表层的模仿上。近年兴起的少数民族的风情村也是一种拙劣的模仿，并没有对当地人的生活习惯、民俗习惯在新时代的改变做出回应。只是为了满足旅游者的猎奇心理，很多旅游区的建筑陷入重复、粗糙的境地。
酆都玉皇大帝雕像
合肥万达文化旅游城
建筑设计背后是美学、政治、哲学的凝练，如果只是模仿传统符号、民俗象征，却没有加入新的现实意义，或者照搬西方建筑的样式，但是又脱离其历史情景和现实象征，就算抄的“好看”，也不过是样式的碎片和虚幻的表象，而大多数的“模仿”建筑都逃不脱一个丑字。
中国的建筑界有个奇怪的现象，很多中国对亚非拉等友好国家的援外项目的建筑都是杰出之作，因为这些建筑并没有承载过多的政治色彩，也没有传承文化或者标新立异的义务，在建筑师拥有更多的话语权的时候，当建筑设计回归自身的时候，好建筑自然而然地涌现。这些优秀的援外建筑也从反面论证了“多余的丑”和“模仿的丑”给中国近现代建筑带来的桎梏。
北京香山饭店在1984年建成之后，在全国掀起一波模仿传统的建筑风潮，但是模仿之作大多没有贝律铭对古典建筑和园林的美学提炼
卢浮宫玻璃金字塔在1989年建成之初，反对者曾认为钢铁和玻璃结构的现代建筑语言与周边的古典建筑格格不入
加纳国家剧院,中国的很多援外建筑因为没有承载弘扬文化和致敬经典的使命，建筑师因而有着出色的发挥
人文价值的美
建筑文化的根本就是对人的存在、人的价值的思考，因为建筑首先是为了人的生活而存在，而不是为了追求传统或者政治象征，也不是为了表达对先进文化的膜拜而存在。
建筑的外观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对风格的超越，对环境与人的重视。或者说当一个建筑达成了以上的需求，也就不会显得丑陋。中国当代建筑或艺术的问题都不在于形式与风格，而是对当代现实与人的价值的认识。
建筑除了外观之外，还有环境的和谐、材料的本土化、功能的平衡。没有一栋建筑是抽象存在，或者真空存在。首先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地形、气候、地质条件、当地人生活习惯等等，建筑首先扎根于人本主义，建筑需要探寻当地文化的根，在本质上应和当地文化，而不是服从于历史符号。而后，好的建筑要反映时代精神，当一栋建筑蕴含着领先时代发展的进步意识与价值取向，哪怕最初得不到承认，也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经典。
对于中国的建筑设计而言，如果说以人为本还是容易达成的目标，那么建筑如何传达时代精神则是更为艰难的目标。我们知道，当一个国家能够输出价值观的时候，它才能够输出文化，而后才能够在艺术、设计领域创造出让他国学习的东西——就像古代中国在向东亚输出儒家价值观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与审美也随之占据周边国家。
但是，二十世纪以来的各种政治、哲学、文化思潮，包括现代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保守主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没有一种是诞生于中国。一个缺乏哲学、政治与文化原创力的国家自然没有力量支撑起独立的艺术或者建筑美学，只能从传统文化或西方的建筑中照搬一些碎片化的样式。或者这么说，除了传统文化之外，我们对于现代文明的理解与创造都太肤浅，也就没法从中转化为建筑的新形式。
不管我们怎么抱怨，建筑无法超越社会的审美水平而存在。在社会的整体审美水平提升之前，我们还得忍受丑建筑比好建筑更多的现实。如果好品味给你带来优越感，那么被丑物俗物辣眼睛也是你也必须为好品味付出的代价——这是艺术给人生开的玩笑。
注：本文发表于《财富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