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这一概念在艺术领域中历史悠久，而且它因其形式多样的过度运用而引人注目。它后来被程式化成了一种有点不可思议的词，用来勾勒观众在艺术实践中的联系，今天的“参与”包含了一个接受者（观众）在面对一个艺术对象、艺术项目或者展览环境时，所能表现出来的所有行为。关于“参与”的想法范围颇广，从接受美学的准则（接受者总会把自己的一部分置身于文本之中来解读），到草根民主（它主张就算是缺乏经验的公民也想参与文化进程）莫不如此。甚至还不止于此，关于“参与”的一些新近方法，如罗格夫（Irit Rogoff）就建议，甚至“移目”（looking way）也可以是一种参与形式，或者说，根据对抗或否定性姿态，其特殊价值应当放在对艺术的接受这一维度中。

从历史上来看，当观众和艺术客体之间的距离以一种中立框架来呈现（presented in a neutral framework），二者因此而在本质上变得疏远，而且预示着它们相去更远时，参与问题总是显得很危险。因此，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已经出现了许多观众插手（viewer’s involvement）艺术的形式，包括从雕塑配置中的“精神-有机”活化（psycho-organic activation），到表演艺术中，揭露关于性别的老套看法；从激浪派影响下对如何表演某些动作的指导，到对参观者资料的静态收集（static collection）；从边缘艺术家的行为到业余者，所有这些作品的创作方法都关乎社会边缘群体。不过，把这些各不相同的参与形式联系起来的，却是因为相信有一种特殊的“取消”（nullification）信念。所谓“取消”，就是要求取消或废除创作者与接受者、艺术行为与非艺术行为之间的差别，最终是取消艺术与日常或社会环境之间的界线。

Joan Jonas 在1969年作品“镜子行为表演III”

过去几十年中，当艺术的诸多内在参与形式已经被实验过后（其范围从个体参与空间或对象体验，蔓延到所有形式的交互媒介），时至近年，风向有所转变，如今所谓的“参与”，看起来是通过观众所关心的所有领域的问题（或议题）而将他们调动起来。因此，大量诸如公共空间中的艺术（参见“公共空间中的艺术”），以一种可以激发某些特定族群去参与社会-政治论争的方式来设计，而这些论争通常由项目发起者所设计。公共性或者“社群”概念，已经凭此在很多此类艺术中有所呈现（参阅“公众/公共性”），但它（公共性或社群）不能以一种仿佛是刚诞生于一个场域之中的方式来运作。不过，只有当某人识破了参与性艺术缘之何故，且质问自身时，他才会开启一种长时间，而且不是基于固定角色之上的身份转换过程。

Ann Hamilton在纽约公园大道军械库参与性项目“the Event of a thread_

艺术“参与”中更新近方法的一个核心特征在于，它们不再基于传统的代议模式（representational models）了。也就是说，它们不再那么关乎对某一问题的代理式例证/表达（the vicarious illustration of a problem），不再那么关乎对一种（审美）体验，或者某一个社群观念的代理式例证/表达，而是直接去实现一种跨领域的合作。因此，在现今的“参与”形式中，来自不同领域的人合作完成一个艺术项目已属常见，（参阅“合作”词条）艺术据此越发失去对于它而言重要的维度，那么（足以渗透社会空间的）可供选择的合作类型则越多。

泰特现代美术馆行为表演《大桥—合唱团》（2016）

最后，如今的参与形式，其目的是想创造新的集体，创造临时的行动和利益共同体，而不是要先前那种基于不变身份基础的共同体。但这是否从事实上开启了能参与文化进程的新接受者族群，尚待观察，这就如同这些参与项目的具体形式，有多少能在真正的现实生活中被提出来还有待观察一样。

本文出自《Skulptur Projekte Munster 07》之“词汇表”（Glossary），Walther K~APnig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