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都市社区的环境形态、居民结构、交际方式及公共生活的内涵，随着快速城市化、商业化的推进，早已发生了极大的演变。社区的各类居民与其面对物质条件和社会生存所采取的对应性和交互性方式也处于急剧变化和不断调整的过程之中。迁徙、流动、离散、集中、重组、陌生乃至漠然，已经成为当代都市中下层社区人口的集散、更替以及社会交往心理的常见情形。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何以使得艺术及公共文化在社区中萌发、生成并达成其内部的共识与共享，这在对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和相互融合的方式上，值得从事当代公共艺术实践和理论思考的人士去关切。

▲ 北京大栅栏胡同里的口袋公园，图片来自大栅栏跨界中心

当我游访距北京昔日“皇城根儿”及与城市南北轴线极为接近的传统民居及一些商住混杂的里坊群落“大栅栏”片区时，被其自明清及民国以来“堆积”和留存下来的历史性城市街区的景观所吸引和触动。这主要是由于它在几百年的风雨洗礼下，正从一个曾经商贾云集、万方杂处且雅俗并存的都市文化汇聚之地，转而成为现今北京及外来的普通居民抑或经济地位较为下层的民众的栖居之地。昔日的繁华与缤纷早已随着历史的烟云而消散。

当我们走入纵横交错、宛如迷宫般的大栅栏片区的一些胡同之中，看到那里的建筑和居民人口的密度很大，公共空间和公共设施却极少。其中居民的家庭、个体和邻里的身份、来历及相互关系，在这近三十多年来已经有了很大而快速的变迁。其中无论是房产所有权的归属关系，还是现有居民多种社会成分的属性及其房屋租赁关系，都变得较为复杂和多样化，而非以往传统民居社区较为稳定和相互熟悉的邻里关系及社会环境。在沿着一条条蜿蜒细长的胡同两侧排列的无数四合院落中，似乎都有着相似却又独特故事的一个个小世界，而在当今的大政府和小社会之现实情形下，城市社区文化的建构和自身管理的制度性实践似乎正处于一个摸索的漫长阶段。

北京大栅栏胡同片区在近十年来，陆续有政府部门进行的城市环境综合治理及老旧社区景观改造运动介入。为解决此片区内人口密度过大，并欲改善居住条件与环境质量等问题，政府以鼓励、疏导和有限经济补偿等方法促使原有的社区居民迁居到城市外围及远郊去生活，并对片区中大量的传统四合院民居建筑予以产权及管理方式上的过渡性梳理和某些功能效用的重组；对纳入公用及对外经营出租的部分院落予以空间与建筑立面的不同方式的改造与形貌的装修，并鼓励外来商业、服务业及一些时尚性店铺的置入，以增大该区域的旅游观光经济以及商业税收上的利益回报，试图以此打造具有当地传统风貌与现代城市消费文化相结合的历史性街区景观。介入其间举行改造与装饰性修缮的部门，是与政府管理部门签约的设计机构和在商业运作模式下的多重专业协作机构。

从目前的情形来看，大栅栏片区的改造中，以环境规划、建筑设计及文化创意产业等机构的技术性介入，促成了一些街区的公共环境及公共设施的改良和更新（如增添了少量观光自行车的停车位以及沿胡同街道供居民休憩与交流的廊道空间），并在对一些老旧四合院的重新改造中增加了其公共服务和文化交流的功能（如少儿的课外阅读、文娱活动及趣味教育等），也为一些居民房屋的修缮以及部分商业性用房的改造设计提供了便利性服务。然而，这其中主要显现的是迎合和适应当下高度发展的商业经济，以及政商合作模式下的社区改造与管理需求，对于历史街区景观与设计采取的是功能性、商业性及物质化的介入，注重的是外在形式上的规整化和感官上的美化，以及对一般功能性及效用的改观。

▲ 内盒院2代试点，笤帚胡同32号，图片来自大栅栏跨界中心

我们在此暂且不论已经实施的对于历史性民居建筑及其四合院落的改造方式、专业规则及社会效果，而主要关注这些带有文化意味的街区和建筑景观设计，在多大程度上与原先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社群的文化交往产生了密切的公共关系，在哪些方面、以何种方法促进了居民现实生活方式以及社区文化形态的改善或提升。

现在，此片区新开设了一些配合北京历史性胡同景观旅游需要的时尚商业店铺、咖啡店、饭店，应该说，在这样一个大都市猎奇性旅游与时尚消费体验的热点地区，对于生活在此地、处于社会经济底层的大多数普通居民而言，它们的存在能给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及公共文化生活带来多少实惠或文化福利？而老街区的改造和资本介入又给投资方、外来商业人口及当地的管理方带来多少利益机会呢？在这种快速的、大规模的城市规划和经济重组中，一些学者和文化界人士担心其间可能会产生“士绅化”现象，在空间、经济和文化层面的重组与利益博弈中，在过度挤压或剥夺当地普通市民阶层原有的生活方式中形成新的文化形态与利益。

据我实地观察，大栅栏片区诸多胡同群落中的公共交通空间，以及供社区居民共享的公共空间十分狭小和稀缺，胡同空间因居民的各种代步车辆与生活杂物的堆放，更显局促与拥堵。政府的市政与宣传部门近些年在该片区各条胡同的民居外墙上所做的艺术，即统一粉刷和装饰墙面，绘制大量的传统花鸟画、民俗故事画，或添加与建筑原有形态及风格没有历史关系的砖雕图案，它们也多被居民晾晒的被单、衣物，堆放的车辆、杂物所遮挡或污损。这些墙面装饰给人的感受，更多是外在形式与视觉的修饰（实际上也未起到美化或再现历史风貌的作用），从而缺乏与街区历史形态保护与展示的应有关系。而从这些胡同中的现实生活和社群交往方式的基本情形与迫切需求来看，由于其空间及历史条件，诸如各地新兴的房地产运营中形成的社区空间形态及其艺术的介入方式，均不可能在此地模仿性地置入（如建立社区的花园、水体、广场、文化会所并置入雕塑、装置等艺术形式）。并且社区自身的公共文化活动、娱乐交往空间和环境建设，也不具备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可供公共决策的专项艺术经费来源和制度性条件。所以，在如此具体的情形之下，我们有必要从社会和艺术两个方面去整体性地反思当今社区公共艺术的创作实践和观念。

从过去的经验中可见，我们在对于社区文化的观察中，往往会忽略一些看似细小的、日常性的、差异性的社区居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诉求，而是注重形式化、概念化及口号化的艺术主题的发掘，以及物质化、视觉化的艺术形式的表达。这样所形成的公共艺术的语言和形态往往是居高临下的、物态的、形式的、临时性的，或者宣教性的，当然也往往企求艺术作品的长久性和稳定性（如纪念性雕塑、景观建筑或实体材料的装置等形式）。因此，在注重公共艺术的物质化、感官化和固定化的同时，反而在介入社区空间时失去了更多与居民日常生活方式、公共交往行为和社区生活习俗的深度互动，失去了融入生活过程的参与性和鲜活性。也即将艺术与生活的丰富内涵及人际交往过程中的微妙关系相隔离了。

▲ 手工艺人木工工作坊，图片来自大栅栏跨界中心

社区艺术的本质是社区生活与精神情感的表达，而非精英和职业艺术家一厢情愿的美化和外部经验的硬性置入。那些尊重和激发当地社区生活经验和文化交流方式的艺术，往往是非外在或非经典性的表达方式。对于实践的艺术以及处于文化辩证中的艺术实践而言，“必须把注意力转向‘易逝的’匿名创造的‘迅速传播’，这些创造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保障，同时它们也不会被资本化”。

处于实践和创造之中的当代艺术，包括公共艺术在内，其本身就是实验的艺术，是开放与动态的艺术。而作为艺术表述的语言方式和传播方式，其生成、变化和发展会随着使用者和受用者的交流而变化，在语言的词汇、语法结构及修辞方式等方面进行新的创造。应该说，当代国际间典型的公共艺术的交流语言及运作方式，往往都体现了艺术与大众的生活问题、地方的观念性问题的密切关系，并体现了这些艺术在揭示、回应或试图解决某些社会问题时采用的形式语言的适切性与独特性。正如一些深入社区特殊性问题探究和实践的公共艺术的语言，超越了追求视觉张力及其纯粹美学的效应，而是以“微叙事”或“媒介剂”“触发器”的艺术语言和运作方式，参与到当地问题的意识性演绎和公共舆论的讨论之中，往往起到“润物细无声”或“无声胜有声”的作用。这也是艺术在与社会的对话过程中，对于自身语言形态及表述方式的不断实践和创造，而非某种一成不变的语言样式和单向度的问题及价值导向。这也反映了当代公共艺术的生产与传播的策略与文化生态的逻辑。

我们在观察和调研中认识到，类似于北京大栅栏胡同群落中的公共艺术创作实践，基于当地社区居民关切的公共生活、社群交往、环境品质及社区历史记忆的维系与个体情感经验的交流等问题，均有可能采用某种观念性及精神性的艺术表现语言和行为性、事件性的公共参与方式予以实现。生发于社区的艺术主题、内涵、形式与媒介方式，可以借助社区居民自身关心并有兴趣参与和表达的活动予以呈现和交流。诸如：关注和分享社区少年儿童及在校学生的才艺表演、生日聚会；追溯社区文化习俗或传统行业作坊历史；居民手工才艺的展示与交流；社区居民的烹饪或植物园艺经验的展示与评比；社区节庆活动和文艺表演的公共参与；居民在代际更迭和社区景物变迁中的图像资料与口传故事的征集与展示活动；社区邻里的文体活动与健康知识的交流，乃至社区居民婚丧嫁取中的邻里参与和互助活动等。通过艺术性的策划引导，唤起公众参与，使特色活动成为富含社区人文内涵、日常生活内涵及时代美学意义的社区公共艺术。

▲ 微杂院内的艺术空间，摄影：苏圣亮，图片来自标准营造

像这样依托事件、行为和观念性的公共艺术实践与创造所带来的文化效应和社会效应，往往会通过日常生活及其行为过程而融入社区居民的社会意识和社区体验，从而延伸出新的社区人际关系与文化氛围，并给当代城市公共艺术及其文化的形式、观念和内涵的实践与发展，提供更多可能性。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历史性与当下多元利益主体并存之下的社区公共艺术，无论在历史保护、文化生态、民生改善方面，还是在商业角逐、制度革新以及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回应上，都需要公共艺术进行观念和方式的不断实践与反思。

总而言之，当代公共艺术与社区场所和民众的日常生活结合，所形成的语言形态及实验性的对话策略，可以在艺术的参与性、流动性、短期性、观念性和体验性中得到长足的发展和诗性的创造。同时，艺术的实验性和公共效应也会随之得到社会的检验和自我修正。当代公共艺术的创作与社会介入的发展趋势，并非向着概念化或外在形式的视觉审美发展，而是向着揭示不同地方和社会诉求、演示与交流公共生活领域的非物质性观念意识的方向迈进。PA

翁剑青，北京大学艺术史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原题为《情境·语言·策略：社区艺术形态及其适切性刍议》，刊载于《公共艺术》2018年第3期（总第5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