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中国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伴随而来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和由此导致的流动人口在各大城市聚居的现状,打破了传统社区特有的“固有社群”特征,呈现出“多元共存”的社区现状,由此也引发了社群认同与社区治理方面新的社会问题。而由街区转向社区的公共艺术蜕去纯艺术的外壳,以一种理性的思考重构了艺术原本感性的形态,直面社区发展的议题。通过对国外具有相似背景的成功案例的文献研究,笔者发现,公共艺术在社区中的这种重构不是简单地组织,而是同社区规划一样,都是在理性逻辑的思考下,对社区资源进行的再一次分配与利用。在社区资源的视角下,厘清公共艺术的构成及其逻辑构建,不仅是触发公共艺术项目介入社区发展的思考起点,也成为公共艺术介入社区成败的评估关键。
无论是城市、小城镇或是乡村,社区建设都是依托于地方历史、地理、人文、传统、自然环境和经济活动等资源基础上所进行的一种社会互动。而公共艺术在社区中的介入,同样因地方社区间差异性的文化背景、社区特性以及发展议题等状况,在艺术计划的创作与组织层面,对艺术项目的实践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社区资源与公共艺术的社会互动关系。
从公共艺术对社区资源的利用层面来看,美国缅因州波特兰的公共艺术项目“集合地点”(Meeting Place),通过对地方社区资源的利用,不仅串联了社区居民间的凝聚力,同时也唤醒了本区居民在社区公共管理事务中的参与力,促成了地方社区的建设与发展。
波特兰自20世纪80年代被指定为难民移民社区后,大量来自柬埔寨、越南、苏丹、伊拉克、伊朗、阿 富汗和索马里等国家和地区的外来移民涌入,使它成为一个拥有六万六千人、在文化层面具有多样性的移民社区。然而,这种多样性也造成了本区社群联系的严重缺失,降低了居民在公共生活中的参与度。如许多新移民很少参加邻里会议,即使是有关社区发展的重大议题,诸如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住房、交通和就业等公共议题也很少有人参与。由此,“集合地点”的项目发起人马蒂·波登格(Marty Pottenger)提出将社区中的邻里组织视为重要的社区资源,并以此作为构建邻里关系的重要途径。
▲ “集合地点”研讨现场,2013,(c)马蒂·波登格
波登格以艺术实践为介入点,每个月都在社区举行不同主题的研讨会,以增加社区居民在社区活动中的参与度,其中包括:通过举办具有对话性的故事会活动,让社区居民了解彼此和社区;通过摄影艺术活动让社区居民了解本区的建筑、地点或其他具有历史意义的事物;通过共同参与艺术品的制作过程,来了解本区的人口构成与文化识别,以及其他各种不同的艺术,活动来建立不同社群间的连结。在这些艺术实践的开展过程中,本区居民不仅通过与政府、机构、组织等相关部门的合作,对本区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更在邻里之间建立了新的社群连结,并在本区的四个街区中自发性地分别成立了与社区发展议题相关的民间组织机构,强化了居民与地方社区间的连结性。
另外一个案例是位于美国加州长滩市的公共艺术项目“非常多”(A Lot),通过对地方社区闲置空间的利用,在多民族外来移民聚居的社区中建立社群联系,以缓解多元文化所引起的社群冲突,进而促成社区发展。
长滩作为洛杉矶的第二大城市,拥有46.15万人口,包括41%的拉丁裔、29%的高加索人、13%的非洲裔美国人、2%太平洋岛民或美洲原住民。其中,有19%的人处于官方公布的贫困线以下,单就长滩统一学区的8.1万名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来看,就有68%被归类为低收入贫困家庭。同时,由于本区经济环境低下所造成的低就业率, 导致了社区周围大量空置空间无法充分利用,并使犯罪率居高不下,加上社区居民间缺少互动联系,致使社区建设与发展陷入停滞状态。由此,长滩艺术理事会提出,通过对本区社区资源的评估,发起对话性艺术实践,以建立社区居民之间的联系作为促成社区发展的策略。
▲ 蜂鸟民间艺术团体与社区居民参与的艺术创作活动,2016,图片来自“非常多”
长滩艺术理事会与本区政府机构、艺术团体及其他民间组织合作,通过艺术实践的手法,将社区中一些常年空置的地块,转化为一个可以为社区邻里提供交流、互动的平台。在其开展形式上,项目组挑选了社区中的五个地点,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和活力,创造了长达十七天的一系列艺术活动。在活动过程中,艺术家与社区居民共同合作,通过采访让社区居民在沟通与对话中了解彼此;通过舞蹈创作和表演让社区居民在艺术创作和活动开展的过程中,了解、学习和接受不同文化的差异性;通过艺术装置制作和展览,以艺术实践强化社区居民的参与力。此外,通过社区公共生活——农贸市场的庆祝活动,建立社区居民间的社群连结等不同的艺术实践,建立了长滩社区居民间的互动,从而在多元民族聚居的地方社区建立了新的社群关系。
从“集合地点”和“非常多”两个案例来看,两个项目都是以地方社区的特有资源为依托而开展的公共艺术实践。如在“集合地点”项目中,对地方社区资源的梳理与评估,包括:政府(西区社区协会、波特兰房屋管理局、市议会等)、机构(波特兰高中、南缅因州大学、波特兰图书馆、缅因爱尔兰遗产中心、圣帕特里克教堂、圣路易斯天主教堂、圣卢克大教堂等)、企业(Cardente房地产、地方商业餐厅)等可见性资源。此外,还将其他隐性资源纳入社区资源的范围,作为项目创作的前期评估,包括:不同领域的艺术家(音乐家、视觉艺术家、摄影师、舞蹈艺术家等)、组织(缅因历史协会、缅因州自行车联盟等)、居住在地方社区的不同职业的居民等。其中,本区的邻里组织被视为项目创作的主要依托资源,并成为项目发展的重要推力。而在“非常多”项目中,对地方社区资源的利用包括:一所大学、两个政府部门、四个宗教组织、四个社区组织、八个商业组织和多媒体组织,以及六十多个艺术家和艺术团体,最重要的是对当地闲置空间的利用,以及地方社区不同文化背景的居民参与。
▲ 凯里·里乌,肯尼迪公园肖像,2013,(c)马蒂·波登格
由此,以艺术实践为主要开展形式的公共艺术项目,在介入社区的过程中,更多是根植于地方社区资源的艺术计划。其中,在将政府、地理、环境、经济等元素作为可见性的社区资源的同时,更将地方社区中具有不同文化背景、职业技能的社区居民视为重要的隐性资源,两者在不同的地方社区差异性的相加互叠,不仅是形成地方社区发展议题的基本要素,同时也是用来解决议题的创造性元素。因此,公共艺术在社区中的介入,只有在理清社区资源的基础上,才可以更全面地思考有关社区建设与发展的议题。
在地方社区的发展过程中,社区资源的相加互叠,构成了社区最初的形态,而它们彼此间复杂且不同的组合,又形成了社区间的差异。如果社区需要发展,就需要对这些存有差异的社区资源进行统合、再分配。而公共艺术的介入,应当是针对社区发展的议题,有意义地介入。它的形式可以凭借纯艺术的感性,在视觉上、精神上带给我们愉悦,但它的构建思考,应当像社区规划一样,建立理性的逻辑思维。
在社区资源视角下,公共艺术项目在社区建设与发展中的介入,是一种更具思考理性的逻辑构建,其中包括:针对地方社区发展的不同需求,提出与之对应的艺术实践议题;根据地方社区资源的差异性,设计与之相匹配的、具有可实施性的艺术实践策略;以及在公共艺术实践项目介入社区发展后,根据社区资源在其介入前后所发生的变量关系,评估公共艺术实践项目的价值目标。
通过对地方社区资源的评估,提出有针对性的艺术实践议题,并以策略和目标构建整个项目的创作与开展,不仅使公共艺术在社区介入中更具影响效力,同时也以这种理性思维重塑了公共艺术项目在不同的地方社区中的在地性。PA
作者:张尚志,上海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节选自张尚志《公共艺术介入社区发展:衍生于社区资源的理性构建》
全文刊载于《公共艺术》2018年第4期(总第55期)